【蔗糖与盐12h 12：00】风调雨顺
*来自匿名作者，由本主页代发
作者留言：背景2016年，非国设瓷古瓷无差，中餐厅店主和医学生平淡的谈恋爱流水账，熬夜赶工产物，不愿再改，感谢能把这堆乱七八糟东西读完的你
上一棒：10：00 笑笑尊前醉眼看
下一棒：12：00 波波维奇，由活动主页代发
店主抱怨道，要是继续下雨，他就要开始犯风湿病了。中餐厅简直被泡在水里；这些天里，每到短暂的天晴时，整条街道的经营者们都会出门拼命向外铲水，以免不能及时汇入下水道的积雨浸透了那些经过精心设计的踢脚线。管理部门一次又一次地派出公务人员，尽可能提供有限的组织和帮助，却始终无法对抗大自然的歇斯底里。日复一日，雨水呈柱状从无数屋檐边缘滑落，在石头地面上摔得粉碎，将新城拖入蒸腾的遗忘之雾中。
过去的一个世纪，餐厅在哈瓦那第七街道断断续续地开门营业，最近一段经营记录迄今为止已延续到第八年，但碰上如此频繁而不幸的大雨，毕竟还是头一遭。这并非海岛旅游业的旺季。在漫长而危险的夏天里，只有少数人甘愿冒晒伤和中毒的风险来到加勒比海，而连这些旅游者如今也正或失落、或求之不得地被恶劣天气锁在酒店里，为了驱散爱情带来的暑气，而凑在一起饮用冰冻苏打水，共同倾听漆黑海洋上遥不可及的雷声。店主戴着白色围裙，把黑发一丝不苟地拢在帽子底下，背着双手站在玻璃橱窗前，看向不堪雷雨所扰的商业街道，心中涌动着不便于对顾客诉说的想法：流年不利，这像是死人的预兆。
中餐厅内冷清而寂静，因为天色尚早，所以没有开灯，任由狭窄的大堂被染成一种忧郁的靛青色。坐在店内的仅有一位常客，她出生在中南半岛，常常把头发剃得仿佛仔细清理过的草坪，每到驻外记者事业受挫时，就会到他的餐厅里光顾，因为据她说，只有这里提供的佐餐红茶能令她暂时忘记故乡。看到他从陶瓷壶中倒茶时心不在焉，她不由得关怀地开口问道，是否是过去困扰他的疾病最近又找上了家门。而不等他回答，她就叹起气来：
“一想到今年即将报道的不是水灾，就是葬礼，我就为自己的心理健康而着急。”
店主个头高大，面色天然地凝重，往往给人以亚洲石狮子的印象。他对此不置可否，从后厨用双手把滚烫的菜豆炖牛肉端到桌上，然后露出微笑：“其实，我们都知道，尽管不是今天，但总有一日卡斯特罗将会去世的。”
早些时候，第七街道就已经暂停营业了。这是让旅客们为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过去的八年，光是店主亲眼所见的疯人就有一只手的手指之多，为了纵情玩乐，他们甚至愿意在风暴时带着冲浪板潜入海滩。青苔和海螺的气味氤氲在四周，店主把记者送到门口，看着她在无数黑洞洞的门中间消失，心中的无名忧虑却并未因此而有所减轻。最后，他决定把一切怪罪给天气：
“在古巴，这样的雨季连一百年也遇不上一回。”
在哈瓦那就读大学的医学学生刚刚结束白天的实习，纷纷挤在车站的雨棚下等待下一趟公交车到来，其中几位不屑于与他人争抢，于是把白色外套撑在头上，投身于从天空泼下的水幕中。一个留着黑色鬈发的医学生远远地跟在他们后头，仿佛刻意被忘记似地，他用从疗养院里带出来的一个塑料文件夹遮在额头，漫无目的地在无一人出行的第九大街游荡。然而一道傲慢的雷电倾斜着闪过头顶，狂风迎面吹进他的鼻孔和眼睛，像是要把他淹死在陆地上。医学生因这恐惧而瑟瑟发抖，四下寻找庇护，以至于只得躲避在外资中餐厅仁慈的屋檐下，旁边古怪地停着一辆出租给旅客的粉红色汽车，他无望地等待着雨势变小，哪怕给他以在悔恨中飞奔回学校的机会，但世界此刻正在与他作对；正对面黑着灯火的纪念品店，无人值守的古巴式冰激凌摊，一处又一处危险的水泊正在他脚下酝酿。在餐厅橱窗后，店主从阅读中抬了几次眼，每一次都暗自感叹于那个人影过于充沛的耐心。最终，当雷电在哈瓦那上空再次奏响，他昂头长叹，离开柜台，从玻璃门后探出上半身，用手里的报纸卷在门上敲了三次，好像那是旧时候基督教学校里的鸣钟。
“进来吧，”他用不耐烦的腔调招呼他，“你要把自己浇坏了。”
医学生敏捷地闯入餐厅大堂，不带丝毫犹豫，店主颇费力气地合紧门缝，因为暴雨正对他穷追不舍，在打扫好的室内瓷砖地板上留下一片透明的污渍。他心想，在像这样的季节里，理应有临时规定出台，对急于避雨而贸然进入对外营业场所的古巴人减轻些惩处。医学生得到了庇护，但依然瑟瑟发抖，只好试探性地开口向店主索要一条毛巾。店主取来了毛巾，而且附带了一张天气炎热时充当铺盖的薄毯，尽管不是最好的驱寒用品，但如今也别无选择。他看着年轻人麻利地把自己擦得干干净净，牙齿不再打战，才说了进店以来的第一个完整的长句：“谢谢您好心，先生，我马上就离开，一定不会为您增添麻烦。”
那个时期，有两种货币在古巴同时发行，一种供给古巴人，一种供给外来的游客。店主并非没有接待过拥有古巴国籍的食客，只是他们往往结伴前来，身边陪同着一位或两位持有美金的外国人，作为他们的翻译或向导。他没有接下医学生的承诺，只是沉默不语地返回柜台后，眼睛时不时地转向窗外。他的侥幸心理最终没有得逞，因为在门口那辆不知道被谁丢下的粉红色老爷车后，他瞥见了一位熟悉的人物正向他们的餐厅赶来。
“唉，”他无声地叹息道，“绳子专挑细处断。”
在路过时，巡警并未意识到老朋友的餐厅里正有违法事件发生，事实上，他停下自行车，只是想在返回警局的路上稍作休息，喝一杯免费的热茶，以对抗雨水对精神的侵袭。然而，一等他像往常一般踏入店门，就见到了医学生：他湿漉漉的黑发和后背，那种穆拉托人特有的铁灰色皮肤，而最使他身份暴露无疑的证据则是他眉宇间透露出的身处异乡般的迷茫和焦虑。在这一刻，巡警内心首先泛起的情感甚至不是对意外发现的愤慨和无奈，而是一种遭遇店主背叛的失望。当他不得不走上前时，医学生没有表现出任何抵抗之意，因为他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在他的一生里，或许不再会有像今天一样走霉运的日子了。
“佩德罗，”店主从报纸后面闷闷地发出声音，“你的儿子不是要结婚吗？我以为你今天休假。”
“婚礼给挪到了明天，都怪这混账天气，”警察用手肘压住医学生的肩膀，让他动也不敢一动，“我们总说你是最守规矩的那个，可如今连你也开始接待本地人了。”
店主从座位上起身，开始伸展筋骨，熟悉他的人一眼就看得出，他正在飞快地罗织谎言。“你认为我还有多余的精力给古巴人做饭吗？”他慢悠悠地开口，“佩德罗，你经验丰富，却用错了地方，因为那个小伙子其实是位墨西哥公民。”
医学生感到迷惑不解，他看着店主向他们俩走来，靠在巡警身边；而凭借着天生的好视力，他发现，令警察心回意转的不是这些朋友般的寒暄，而是店主从自己围裙口袋里取出并巧妙塞进对方瓜亚贝拉衬衫前袋里的一小卷褐色钞票。店主重复道：“墨西哥公民。”佩德罗带着他两撇胡须下苦恼的微笑，把胳膊移开，转而在胸口袋上抚摸了两次，有了这情理之中的额外收获，他不再执着于国籍认定，而是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开店门，只是在撑开伞的时候回过头来，向医学生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很喜欢墨西哥，”他说，“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够到那里去旅行。”
随着经济执法人员骑自行车在雨中远去，医学生终于浑身松懈下来。他出门匆忙，身上不仅没有一分钱，甚至也没有任何可以用于抵押的证件，一想到警察们或许会到学校去当面索要罚款，他就心烦不已。他尊敬地仰视着店主，忽然被他刚才举动中的暗示所启发了。他没来得及道谢和道歉，就先把冒犯的话语说出了口：“我以为这样的店铺只收美金。您还收土比索吗？”而店主摘下围裙，厌烦地回答他：“什么都收，只要有价值，连黄金也收。”
早上九点过一刻，载有新鲜食材和大宗商品的小货车慢悠悠地驶过第九大道，为沿街商户送来日用补给。从店主开始成为店主起，这种配送的路径和时间就从未发生过变化，除了那一段日子，因为一辆不知被谁丢下的粉红色汽车挡住了中餐厅门前的道路，而且把写有店名的标牌遮得严严实实，交易只好转而发生在后门。送货的老年男性约有五十余岁，头发几乎秃得干干净净，口中叼着根硕大的雪茄烟，他也同样无从得知那辆古怪的车子从何而来，即使每天都必须穿过街道、从这一头到另一头，他盯着雨后青绿色的天空拼命回忆，它突然出现大概是在休息日的下班以后。于是，店主又一次发现自己在这座城市里并无可依靠的人物，在过去的八年里，类似的状况总是一再发生，以至于他已经不再像个初出茅庐的青年那样抱有期待了。从货车车厢里接过三只大口袋的食材后，他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支用塑料袋裹好的威古洛雪茄，递到老人满是皱纹的手里。
“那么，还像过去一样，请您顺路把需要处理的新闻报纸送几份到我这儿来。”
老人的货车开走后，距离早间开业还余下三十分钟的时间。店主拿着叠成一团、难以分清彼此的三份或四份报纸回到店里，其中唯一易于分辨的是《格拉玛报》，因为只有它是用硬纸壳印刷的，而且在哈瓦那无论男女老少皆热衷于买来阅读。他在那里又一次看见关于老菲德尔病情的报道；早些年间，他们曾经从各式各样的媒体中无数次传闻他的死亡，如今却似乎反过来把他每个早晨的幸存当作新闻了。在启动炉火的空当，店主迅速地把文章浏览到结尾，确认指挥官命中那个解脱的日子尚未到来，并为此表示遗憾：到了此种年纪，生命能给予的最大慈悲就是尽快在睡梦里毫无痛苦地咽气，只有这样的丧事才配得上一场欢快的葬礼。
然后，他开始为十点钟到十一点半钟的第一个高峰时段而备餐。在哈瓦那，这是大多数人吃早午饭的时间，为了不让面点过快地售罄，他总是提前准备三只和面的铁盆和一套高塔似的蒸笼。那一天日光久违地普照大地，令人联想起故乡春草的芬芳。摆在柜台上的电话忽然响起，店主从爵士乐录音带中抽开身子，带着满手面糊，用手肘接起电话，却无法听到对面的声音。那时，门铃也在响起。他又这样狼狈不堪地夹着话筒，甚至没有想起从未有哪位顾客会在进门前用门铃通知他，用脚顶开了玻璃门。门外正是穿着医生白色外套的医学生，他说他前来是为了表达感谢，感谢店主由于他昨天的前来而蒙受的麻烦。
于是整整二十四个小时后，在第二天的闭店时刻，车主仍然没有现身把车挪走。店主暗自下定决心，如果它再在这里停留一整天，他就打电话给本区旅游业管理处，叫来拖车把它送到零件回收厂里。这辆车不仅像古巴的所有汽车那样款式陈旧，而且保养极差。更可怕的是，店主联想到它或许从疗养院开来，里面不知沾染着何种传染病原，单是想到这种可能性就使他坐立难安。
店主已经过早地到了这样的年纪，一看到他人的病痛，就会立刻联想到自己的。在报纸上读到与白血病或麻风病相关的讣告，他就叹气：“我的血里恐怕也装着病毒呢。”看到坐金属轮椅的老人从道旁经过，他就叹气：“我的膝盖也整天咔咔响呢。”在窗户的蒜和小葱右边，又逐步多出了药用芦荟、石斛和金银花，那盆长势茂盛的薄荷是一位黑人顾客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他发现薄荷茶能使自己困扰已久的头疼病得到些许缓解。奇怪的是，等他忘记自己患有头疼病的时候，头疼病就再也不犯了。
然而疾病持续不断地涌入餐厅，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繁多花样和气味，无可奈何地包围了店主。它们来自餐厅往北一西班牙里的那所历史悠久的疗养院，住着二十九位医护人员，专为外国旅客提供服务以收取美金。其实，类似的疗养院在古巴并不鲜见，它们日夜运作，为国家的外汇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水泥院落里享受热带阳光的病患和他们的家人为了改换口味，在没有医学程序的日子里上街寻觅吃食，成为了他的重要客源之一；但店主向来对它心存戒心：他从白大褂上嗅到不可控的风险的气息。
店主窝火地从口中吐出气来，把话筒扔在一边，伸手推搡了医学生一把，心想如果有人正在监视，至少他们还能看到自己被动抵抗的一幕。他低下头，凑在对方耳边，咬牙切齿地表示驱赶：“你要是有点脑子，就请别再给我找更多麻烦了。”话只说了一半，店主又自觉太过冲动尖刻，他向来以异乡人的身份警醒自己，鲜少这样放任怒气占了上风。医学生正内疚于自己不受欢迎，准备转身离去，但店主比他更快地服软了。男人后仰起脑袋，长吁短叹，最终伸手把他迎进大厅。
“牢牢记好，因为佩德罗也许今天也要到这儿巡查，”他警告道，“你是墨西哥人。”
凭借着八年在这一带经营外资餐厅的经验，店主暗自琢磨，多出一位常客未必比引发一场纠缠不清的争执更加可疑。他熟练地拉开椅子，请医学生在柜台边落座。餐厅像所有为外国游客开放的服务场所那样，刻意装潢成热带岛屿特有的朴实模样。大堂并不宽敞，只容得下五张供四人用餐的木制方桌，每一张桌面都用红白格纹塑胶布包裹起来，免得油脂渗进木纹，经年累月，无法清理。四面涂成海蓝色的内墙衬托着诸多杂物：连成一排的袖珍救生圈，玳瑁和蜗牛制成的标本，用若干透明塑料管道装着、仅用于展示的古巴各地咖啡粉，假的棕榈树和假的菠萝，在白天没有灯照的时候，它们看起来简直与真货毫无分别。为了弥补其作为中餐厅的本质，他们在吧台后挂上一幅醒目的中国书法，那出自八十年前餐厅创建者的手笔，写的是一个硕大的“食”字。尽管不间断地有人以此为背景拍摄旅行照片、在社交网络上到处流传，店主却自知那字写得丑陋不堪，歪歪扭扭，有如一堆吃剩的鱼骨。
在店主看来，这些陈设都是他过去一手操办的，如今已经相看两厌，如果有某种理由阻止了他重新装修，那就是它在吸引顾客方面尚且算得上有功无过。他想起曾有一位古巴裔美国人朋友来此用餐，在餐厅前后转上几轮后，面色越发凝重起来。趁店主为凉菜摆盘时，他溜进后厨，在老友耳边把此处的装潢批判得一无是处，连门把手的材质都不能入他法眼。他提出要拯救中餐厅的美学，兴致勃勃地想要让这间古老建筑从内到外再次焕发艺术的生机，甚至为此可以拒绝酬金，但却被店主委婉地谢绝了。“您一定很懂得美术，”他为他奉上一碟子黄瓜芹菜沙拉，“但对我们的顾客倒全然不知。”
然而，一走进餐厅，医学生就开始了那种古巴式的夸张恭维；他走到哪里，就一路夸赞到哪里，而泼他冷水的是，店主并未给出对等的回应。医学生越是礼貌，就越发窘迫。最后他转向放在收银柜台上的相框，那是一张中国男人的黑白照片，此人头戴老式窄檐礼帽、身穿丝绸衬衫，在镜头前显得局促不安。医学生得到了店主的回应：那是餐厅多年前的创建者，是古巴华人同乡会的光荣会员，也是他从未面见过的外祖。“就是这个人的孙女向我提起这么一家店来，”店主自言自语，“她说这里有美酒和好天气，于是我就为美酒和好天气而来了。”
“原来您的家人那么早就在这儿定居，”医学生惊喜地把相框拿起来观察，“这位男人多么富有远见卓识。”
“他是从广东被骗到古巴来的，”店主打断道，“做了二十年砍甘蔗的奴工，又在人家手下做了二十年厨子，才总算有机会上了回乡的轮船。”
医学生略显尴尬地点头，而店主把报纸翻了个面，在纸张后面无声地嘟囔出了未说完的话：我也一样是被骗到古巴来的。
他得知自己的受骗，是在八年前初次来到这家由家人传下的餐厅时。那时，尽管仍然因突如其来的疾病而烦忧，还不是店主的店主却对它抱有殷切的期待。这是因为他的家人与这一美洲岛国结下的缘分，这种缘分到了他的辈份，已经成为了某种范式和惯习。他从小就在母亲和姨母所讲述的瑰丽故事中与古巴相识，相信那里有海盗遗留下的金银财宝，种种神秘的动物和树木都能讲人的语言。稍稍长大过后，他理性地认识到植物根本没有声带，但另一些桥段则重新博得了他的兴致：姨母曾经同古巴男人短暂而诗意的罗曼史。
初来乍到不久，一支装修队伍敲响他的中餐厅门铃，为的是兜售上门服务。这批人有黑有白，个个热情而殷勤，领头的是一个长兔唇的桑波人，第一次见面时，他以几乎是谄媚的态度赢得了店铺装修的承包权。店主带着莫大的信任，离开去往青年岛暂住两星期，而等他乘船重新返回时，餐厅已经变得如同战后废墟：显然曾有人试图在这里实施真正的修葺工作，他们拆除了墙面以检修电线，推翻了桌椅以清扫地板，扔掉所有装饰品以便换上新的，然而一切不仅半途而废，而且也没能把为创造开辟道路的破坏痕迹一并抹去。从警察和同乡口中，店主得知他的承包商们大多已经偷渡出境，唯独留在境内的两位则一贫如洗，领头人几乎卷走了他们合作从十几位外籍人士那里骗来的所有美金。
从那时开始，他逐渐发现了热带海岛温暖宜居外表下的真实。语言不通仅仅是这些磨难中最轻微的一种。孤身一人的恐惧，千奇百怪的文化，几乎无处不在的疾病和毒物，而连他自己也不曾想到，口腹之欲构成了异国生活中最大的痛苦之源：问题的核心甚至不在于匮乏，而在于恶劣。从瓶装调味料到新鲜水果，在市场上售卖的食物几乎没有一样合他心意。牛肉尝起来像猪肉，猪肉尝起来倒像狗肉；无论如何烹调，土豆总是带着器质性的酸味。有些时候，当他路过新城区边缘那些从外省拉来农产品销售的摊位，总会悲悯地怀疑起究竟是何种魔法保护着古巴民族的味觉。为了避免使用本地那种甜得发齁的芝麻酱，他被迫在向家乡寄去汇款后，又请求家里的长辈们抽空为他寄来几罐子作为配料。他开始在半地窖里腌制蔬菜，这种手艺是他童年时代就从奶奶那里学会的，但她是为了冬天里必要的营养，而他则是为了客人的口福。或者说，就连客人的口福也不要紧，他完全是为了使自己的世界得到控制才这么干的。
在难以排解的僵硬氛围中，时钟已过七点，到了平日里生意惨淡时店主歇业的时间。街对面纪念品店的女主人刚刚用铁锹把最后的雨水泼下道路，在满是水渍的玻璃橱窗后对上店主的目光，于是眨了眨眼以表示问候。医学生决定不再继续在此浪费时间了。他想要送他离开，但终究没有，因为又一场大雨从哈瓦那的天空落了下来。店主开始暗中自责，他趁着前一天放晴时那么仔细地从商店预定了货物，独独忘记了再添置一把伞，餐厅里原先的那把早已在去年借给一户荷兰客人，不知被辗转到世上的哪个角落去了。可是浓稠而温热的热带阵雨笼罩了整座城市，玻璃门被叮叮咚咚地敲击着，仿佛正在融化为地上的积水。医学生耸耸肩膀，告知道：“在这样的天气里，即使打伞也没用。”他正准备冲出门去，但店主制止了他；他还无法信任这个青年，更无法信任他能够在雨中奔跑而不染风寒的好身体。
事实上，店主在很久以后才回忆起，他处于他那个年纪时对待自然还要傲慢得多。那时他刚刚离开家乡，前往省外学习机械，自从第一次被低于零摄氏度的气温所惊栗，他就意识到世上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挥霍健康的自由了。他在图书馆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时不时为了保持清醒而两支一同塞在嘴里。大雨和暴雪仿佛除了提供背景声音之外便不再有意义。为了登上山顶观赏日出，他整整三十小时没有合眼，在危险的黑暗中坚持攀爬，当伙伴们重新找到他时，他甚至还擒住了一个试图趁人之危的窃贼。他一年生一次病， 只靠打球就能痊愈，而且永远是在过了立春后的第一个星期。
但好景不长，才过二十四岁，他所有对生活的不敬，都经由身体如数返还了。一切的开头，他后来曾经无数次这样幽怨地追索，在于甫才在汽车公司开始工作时的那个夏天。在一个炎热泥泞的下午，他几乎就要因为忙于绘图而忘记时间，有人拍打他的肩膀，请他把一捆文件送往邮局寄出。他从座位上起身，一时感到天旋地转，那时他还以为仅仅是因为自己午饭没有吃饱。自行车停放在报亭旁的树荫中，震耳欲聋的蝉鸣声从天上和地下同时传来，他跨上去，歪歪扭扭地骑出约十五米远，接着便直愣愣地摔倒在路旁为奥运会制作的巨幅广告画下了。
街道诊所飞快地为他手臂和脖子的扭伤提供了处方，却无法搞清他晕厥的缘由。整整两个月后，他才从省会的专家口中得到答案：尼古丁和过量运动损害了他的肺，使废气无法得到排解，二氧化碳向上涌去，在大脑形成了酸蚀。“发现及时，症状轻微，对你来说是好事，”医生在困倦中为他撰写病历，“别再抽烟，从现在开始得随身带着抗生素了。”
“这就是我为何讨厌医生，”店主后来抱怨道，“掌握生死的人总是什么也瞧不起。”
出于一种有害的自尊心，他拒绝接受自己将被迫与疾病相伴终身一事，为此不惜于诉诸死亡。一系列可以预见的可悲前景令他痛苦不已：忌口，运动能力永远受限，在天气转寒时将不断干咳，一旦离开雾化器和药品就要过上受水刑般的日子，而假使不向它屈服，他会随时不受控制地丧失意识。确诊后那灰暗的半个月里，只有母亲坚持扮演了安抚者的角色。地方医疗中心的某日傍晚，在市民陆续开始返回居民小区的时候，他趁乱摘掉输送氧气的呼吸面罩，从床底下掏出先前收拾好的行李，打算在疯狂的独自旅行中把自己消磨殆尽。他花两个晚上的时间离开省界，在县城坐上大巴，往亚欧大陆的中心一路驶去，那将是世上距离海洋最远的角落，人们终年祭拜土神，只是为了在看到哪怕一朵乌云携带雨水出现在天边。他在亲戚家借宿，靠谎言借走他们闲置的自行车，与路上偶然遇见的所有人成为临时的朋友，他向他们尽情展示自己的贫穷和绝境，只要留下贴身衣物、不至于让他在人前赤裸，什么犯罪也不能吓倒他。他去参观僧人过去翻译佛经的高塔，用生疏且混杂的外语在那里与外国人对话，到乡村里去见识农民所住的土窑洞，太阳落山后就和衣睡在月光和庄稼的庇佑之中。在三个星期后天气转凉，他又转向县城里新开业的网吧，试图在那里挨过廉价的夜晚。店里与相邻的快餐店达成商业协议，上网的客人只要在吧台的菜单作出预定，不出十五分钟光景，冒着热气的面条或盒饭就会被送到座位上。一个夜里，网吧的管理人通知他订下的韭菜饺子已经送到了，他从根本没有开启过的电脑屏幕前回头，在缭绕的香烟烟雾中看到了母亲那仿佛被蒸干的脸。他听到她颤抖地重复着那句朴素的真理，并第一次正式理解了它：“无论是好是坏，人总是要想法子活下去的。”
几乎在同一时间，姨母和她的丈夫的航班从国外返回，带来了关于加勒比海中餐厅的消息。“只要会说菜单上的英语词儿就行，赚的是美元，虽说闭塞了些，但每半年就能回家一趟，”她在电话中热切地向他兜售机会，而店主清醒地认识到那全是应母亲的反复乞求而来。“最重要的是，一年四季都又暖又潮湿。你现在最缺的不就是这个吗？”
“美酒、音乐、好天气，”店主冲着哈瓦那街道上浑浊的水洼喃喃自语，“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这场雨一直下到热带的天空彻底熄灭、再被港口灯塔重新照亮。人行道上洒满了城市闪着光的碎片。这时候，哈瓦那几乎已经陷入沉睡，只剩下留给不知困倦的旅行者的几条街道，它们被彩色霓虹灯所装饰着，处处散发着粗面包的木质香味和水手身上的鱼腥气。医学生不畏惧雨后的夜晚，不仅是因为他信任警察们的工作，也是因为他刚好穿了双不易被浸透的便宜凉鞋。店主坐在柜台后用眼神向他致意，表明自己已经知晓他的离去，未曾对此感到不快，并应允他下次再来；于是他飞快地在街道尽头消失了，仿佛冷水中一个转瞬即逝的倒影。店主关闭最后一盏灯，把一道象征性的铁锁拴在大门把手上，摸黑回到二楼独属于他一人的夜里。不必对方开口，他就凭借着外来者的心灵察觉到，古巴青年正不知满足地研究他本人。
自从确诊以来，店主的思想中常常浮现这样一种抽象化了的图景，用于描述大多数生命的运作过程。他想象着，人生无非是一道柔软的条带，悬挂在墙上的几颗钉子之间，它的形状如何，完全是由那几枚钉子的排列所决定的。随着年纪无可挽回地增长，这种幻觉不仅没有烟消云散，而且逐渐加深了。每当他从遥远的地球彼端听闻某人的晋升或发财，就会在脑海中默默为他的生命之墙添上一枚位置较高的铆钉，若不留下余地，丝带将会从那里照直垂下，通向尽头。只有在死亡的余温中，生命的形状才停止改变，留给后来人一幅可供观摩的图样。
他越来越发现，日子和日子之间从未像童年时那样天差地别。因为生活正在重新成为常态；它没有改变拍子，只是增加了小节。医学生在每一个空闲的午后拜访餐厅，有时在午饭后，有时在晚饭前。后来，他连到了准备打烊的时候也会出现在店里了，这一切仅仅取决于他课程表的松弛或紧张。最初几回，店主还为巡警随时可能的现身而感到焦虑，但很快，他发现，只要不是在他们二人独处时，古巴人和其他外国人其实并无过多相貌上的区别。这大大加强了他的信心，也让他明白，自己身边并非不需要任何活物的陪伴。
店主的断定是正确的，从第一次不顺利的到访开始，医学生就在向他和他的中餐厅孜孜不倦地索取知识。这并不是由于哈瓦那大学的医学系未能尽其责任，而恰恰是由于它太过忠于规定了。在来到哈瓦那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医学生从未有机会接触过互联网络，在内心深处，他常常像那些活在六十年前的历史人物一样，把它看作是一种巧妙的力场。而来到首都读书之后，他有限的几次使用互联网的机会，都花费在了在图书馆里排队查询资料上。在空间和时间两种尺度上，他都对这个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感到无法抑制的好奇。尽管为古巴人开放、收红币而不收美元的餐厅处处都是，且物美价廉，那些外资店铺风光的门脸依然令他心潮澎湃。医学生热爱所有他不被获准进入的地方：摆满难以获取的外文书、隐藏在几株菠萝树后的书店，饲养着哥伦比亚鹦鹉的纪念品商店，海岸酒店附近那些装饰得像音乐厅的用餐场所，每到星期六夜里，从它们中间传出的小提琴声就会在港口渔船之间回荡。两年以来，他都作为一个美元的乞丐，可怜巴巴地从外向里欣赏着哈瓦那的景色，而这家由中国人经营的小小餐厅，是第一扇愿意施舍他的大门。
对于中餐厅里令店主习以为常的一切，他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求知欲望。他醉心于用汉字书写的红色牌匾和富于中国气息的乌龟窗花，店主可以自豪地承认，那是店里唯一不是按照游客的审美而是按照他自己的审美设计的饰品。他还对东方人食用鸡爪的习俗感到惊悚。医学生见到活鸡比见到死鸡更多，且常常为了学习而亲手把它们送向死亡，然而他仍然对它们的爪子恐惧有加，单是想到要把这样形状尖锐而富有生命力的器官放进嘴里咀嚼，就让他浑身发麻。这种不解和惧怕在他一行一行阅读餐厅菜单上的西班牙文部分时达到了峰值，那时他还以为自己忙于学业，看花了眼。“而且，”他坚持为自己的胆怯辩解，“即使配上柠檬，爪子仍旧是鸡身上最缺乏营养的地方。”
而鸡爪菜肴依然销量可观，由于食材成本低廉、供应充足，甚至卖得比在店主的家乡还顺利些。那个时候，哈瓦那的游客中最常见的是东欧人和加拿大人，他们趁着国际比索汇率走低，前来躲避家乡漫长的孤独与苦寒。这些人士大多作为独立客人来访，其中的一半也许早已在哈瓦那的某些宾馆和餐厅中取得了常客的特权。而更多无法说西班牙语的人们跟随在旅行社的旗帜后亦步亦趋，那些旅行项目中充满了商业噱头和心理暗示，专供给希望在历史遗迹前流泪的旅行者选择。以海明威为主题的路线用老爷车把游客从瞭望山庄载到《老人与海》中描写的那片水域边，途中在传说中出售血腥玛丽的五分钱酒馆稍作停留；还有一种旅行计划是根据格瓦拉写下的日记所设计的，通常情况下，人们要在三个昼夜里完成革命者们花费三年时间走过的旅程。店主那些在旅游行业工作的华人朋友也是餐厅的常客，他们曾经对此作出过富有韵律的评价：“这个也是埃内斯托，那个也是埃内斯托，古巴的旅游业就是靠两个埃内斯托支撑起来的。”
在前来哈瓦那谋生的最初几年里，店主也曾经频频担任亲属的导游者。他带领他们探索那些他本人早已经探索腻了的风景：看，这是冰激凌公园，这是何塞·马蒂铜像，这座博物馆里陈列着格拉玛号，那是一艘船，卡斯特罗就是坐着它革了美国买办的命。——是的，那位年岁已高的大胡子卡斯特罗，不是现如今这一位小胡子卡斯特罗，那位卡斯特罗如今正躺在病床上，我们都在猜测他究竟将哪一天离开这个他亲手创造的共和国。唉，英雄垂暮啊。他坐在美利亚酒店朝向东北的三层露台上，仿佛救生员般检视着海岸，那里有他那些正忙于嬉水的家人，把美洲划分为两半的海峡在日光下闪烁不已，给人带来头晕目眩的错觉。只有在不需要穿上衣的海边，拥有不同国籍的人们显得融为一体了。在合时宜的情况下，面对着远方佛罗里达半岛若隐若现的虚像，店主会在餐桌上给侄子和侄女讲起那些他收集来的关于移民、梦想及其挫折的笑话，权当是对阳光海岸旅行中教育意义的有益补充。
“海峡这边住着的是什么人？”
“是古巴人。”
“海峡那边的是什么人？”
“是古巴人。”
“那海峡里面呢？是了，也是古巴人。”
有一次，当他又不得不花费一个星期日迎接大学同学时，店主决定向本地人寻求一丝灵感。在洗刷盘子时，他询问医学生：“你认为当一个在气候寒冷的地方住惯了的人来到古巴时，他们会对什么最感兴趣？”医学生从一本厚重的冒险小说后面抬起头来，认定他是在拿自己取乐。“要是一个人在气候寒冷的地方住惯了，光是踏上古巴的土地就能让他心醉神怡了。”他说，“我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问的。”某种意义上，这话戳到了店主的痛处，然而是以一种暗含尊敬的方式，使他不由得冷笑了起来。他反问：“你怎么这样确定？”
“古巴一直都擅长解救那些对冰天雪地彻底失望了的人，至少从伊莱莎·肯特·凯恩就开始了。”
“那是什么人？”
“那是一个喜欢古巴的人，因为他对冰天雪地彻底失望了，”医学生向他神秘地重复道。
店主不愿陷入到这种自我论证的逻辑学循环中，只好在周五一位哥伦比亚籍大学教师拜访时向他请教了伊莱莎·肯特·凯恩究竟是何许人氏。答案很清楚：是个不得志的探险家，因为无法在南极建功立业而只好回到美洲休养。哥伦比亚人在哈瓦那教授历史学，每个星期五的课后，都是他现身在中餐厅里，用专为他备好的金色波斯式餐具吞下一整盘圆白菜炒腊肠的时候。这是他钟摆般生活中一个固定的来回，至此已保持六年之久，在店主回国陪伴家人的时候，他就用另一条道路上的墨西哥菜填补这一个小时的空虚。这种经过详细规划的生活在古巴人看来不可思议，而在外来人口那里却十分流行。很久以前，店主就摸清了此处的秘密，这就是古巴，在这里什么都分成两种：两种货币，两种城区，两种口音，两种生活。
作为一种从疾病中收获的教训，店主诚恳地遵从作息规律，并对它倍加珍惜。他早晨六点钟起床备餐，夜里十点半睡觉，除非被西班牙人延伸到深夜的晚宴打扰了睡意。每隔两个月的月末，店主会拿出一天时间，挤公共汽车到巴拉克阿湖的华人集市去，在那里采购哈瓦那市内无法以正常价格买到的必需品：大罐清凉膏，成批量的青花瓷器，染成红色的节日编绳结，如果一口气买下十二个，做手工艺活的老妇人还会亲热地给你塞上一把熟葵花籽作为路上零食。而在首都那些出售同类货物的商店里，情况大为不同。这种店铺往往开在景点附近，在拉丁式建筑的彩色廊柱之间留下一扇阴险的小门，只有当人误入时，才显示出些许活人的迹象。守店人一面陪伴在客户身畔，在堆成小山的玉石和针织品之中徜徉，一面从深色眼镜后挖掘对方的个性与身世，不出一分钟就把他们分成赤条条的三种——要么蠢，要么穷，要么二者兼有。在此类地方传出的商业奇闻中，所涉金额往往达到了店主无从想象的地步。他背着满背包的艾草香囊在巴拉克阿湖的华人茶馆里短暂休息，在茉莉花茶的蒸汽中看着路旁的无数东方面孔从市集摊位的苫布下匆匆经过。不知为何，店主也拥有那种管理黑店的天赋，一眼就看得出哪些人是来自国外的游客和谋生者，哪些人打从母亲的母亲出生之前就与古巴岛为邻。
他鲜少在城中闲逛，至多在从外地返回餐厅的时候，他会在同一条街道上逗留到天黑，在纪念品店中细细研究最近兴起的时尚。因为没有无线网络，报纸和杂志带来的消息就显得尤为宝贵了。他在楼上安装着一台从中国带来的白色外壳家用制氧机，作为规避风险的最后一个选择，而必要的锻炼活动也往往在这里进行。到了加勒比海上并不显著的夏天里，他会打开所有安装有防蚊纱网的窗户，好让自己能够在温室般水汽充盈的空气里安心睡觉。而他的窗子最近已经连着上了一星期的锁，那是为了防范暴风雨随时可能的降临。
不过，即使把自己困在严密运行的周期中，店主仍有两次值得记录的肺病发作经历。第一次发生在飓风桑迪袭击东岸的时候。那年岁里，到处飘荡着一个不可确证的传闻，即地球很快就要迎来它的终结，把寄居其上的人类一个不留地抛进致命的灾难中。对此，店主并不真正相信，而且他早就发现，店里的美国顾客比中美洲顾客对此类论调更深信不疑，有时到了疯癫的地步。狂风骤雨鞭笞着西印度群岛，大地动荡，彷佛玛雅人预言应验前的最后一个警告，而正是在为圣地亚哥省庇护所捐献救灾款的路上，店主被人流所包围，在他们中艰难地呼吸着充满花香和汗臭味的空气，逐渐感到一阵不存在的朔风正在自己周围不停不休地吹刮。幸运的是，街上到处是从疗养院赶出来被派往东方的医护人员，他们及时喝止，没有让地上忽然昏厥的中国人被无情地踏在脚下。店主不得不关闭店铺悄悄休养了一个多月，等到他再次开业时，世界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末日。
而第二次则是在去年十一月。接手餐厅以来，店主从未把具体症状分享给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友人，尽管其中一些看得出他平日里轻微的呼吸不畅，但却只把那当做北方人选择到古巴生活的常见理由之一。那位东南亚女记者曾经对他开玩笑说，哮喘在古巴是一种神圣的病症，因为那让人联想起战壕中的伟人，尤其会引发老一辈女性的无私怜惜。那段时间，症状确实因加勒比的好天气而得以缓解，他本以为自己与疾病正在疏远，甚至似乎忘记了重症的痛苦，但那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却适时地给了他又一次代价颇高的提醒。他在睡梦里毫无预兆地被死亡之手所扼住，独自一人被它翻来覆去地折磨，他甚至敢确定，连自己的呼吸也停止了片刻。他如同溺水者抢夺救生筏那样在地板上翻滚着，在黑暗中绝望地摸索氧气机和气管扩张药品，才终于从疾病中幸存下来。在那之后，更严重的状况尚且没有出来战胜他，但他却在恐惧之下逐渐催生出一种潜在的计划，这一计划不仅充满了悲观色彩，而且也缺乏实现的土壤：
“要是她们中有哪一个不仅深谙医学，而且情愿帮助我经营餐厅，”他对女记者说，“我很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交到她手里。而且她不能是古巴人。”
不必多言，要找到精通医学而乐意在哈瓦那中餐厅里了却余生的外国人，几乎全无可能，店主心安理得地以此作为不结婚的另一套说辞，因为这听起来比肺里患病、需要终身照料更富有尊严。他可以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经营之中：买菜，烹饪，日复一日的接待活动，都被他一一写在每天晚上的账目中。那本绿色封皮的账本里一开始只记载着纯粹的收入、成本与生活费用，后来的某一天，多出了“应酬”一栏，用来表示维护友谊和社会地位所需要的支出。再后来，他又用尺子画出了一个新的栏目，这一栏目没有名字，每当医学生前来帮工时，他就在底下加上一个未经仔细计算的数字，作为对彼此劳动交易的粗略衡量。
那段时间，他不无惊讶地发现，最能够引发医学生兴奋的话题是与古代历史人物相关的奇闻逸事。这是伴随着一个令两人争论良久的议题而来的，而这一议题则出自于某个午后店主偶然脱口而出的奇思妙想。那时午市已经过去，人们纷纷从餐厅离开，辗转去满足除饮食之外的其他欲望，店主久违地享受到片刻清闲，于是打定主意要用电视剧填满它。其实，那台古董似的苏联产电视是他从城郊旧货店里搬回来的，起初只是作为装饰品摆放在楼梯口的小桌台上，为客人的旅行照片营造出冷战时代的陈旧氛围。直到三年前，他讶异地发现它竟然仍在忠诚履职，即使过去数十年间无一人检阅——而他只是碰运气地在它唯一的口子里塞进了一盘黑市里兜售的电影录像带。从那时开始，店主培养起了另一种微薄的业余爱好，也即在古巴全国四下收集过时影音，其中最得他喜爱的则是一整套旧版《三国演义》，里面甚至悬挂着无名译者配上的西班牙文字幕。放映开始时，医学生正在店里，虽不能完全看懂，却仍旧以研究鸡爪子的那种热情劲头饶有趣味地研究着剧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瞪大眼睛，挺直腰板儿，用左手指着十四寸屏幕中挥起大刀的中国英雄：
“我在老家见过这个人，”他说，“我不记得他叫做什么，但是肯定有人在教堂里供奉他的造像。”
医学生所指出的是关羽，此人浑身上下的绿色服饰、发红的面庞和假发般的长须都令他越发信任自己的记忆。店主正坐在柜台后，觉得这话荒唐得不需要质疑，尽管他至今无法背诵天主教圣徒那没有穷尽的名单，却敢于确定关羽绝非他们之中的一个。然而，他最终为医学生所说服，乃至于半信半疑的地步，因为他相信对方不会在他面前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说谎。他说：“我还从不知道你们让关羽敬拜上帝呢。”
尽管在念书时记性不算灵光，但对于此事，医学生的确没有记错。在他出生的城市，人们组成小而不完整的家庭，每月领三十土比索的工钱，除吃喝之外就尽数花费在过量药物和地下斗狗场里，但在那里，虔诚的教徒至少和无神论者一样多。他曾和单身母亲一起到市中心革命前就建立起的老教堂里听取弥撒，那是专为市内的基督徒们进行的，在这里，再洗礼派也参与婴儿的受洗仪式，五旬节派也捐款以建设教堂，过去一千余年不断的宗教恩怨仿佛获得了临时和解。与此同时，华人则从繁重的劳作中抽身，经由几位牵头人而聚在一起，伴随着各自带来的茶酒零食，讨论他们远在海洋之外的祖籍地，最后他们常常发现，彼此的故乡之间其实鲜少超过五十里地的距离。七十年前，一位野心勃勃的联合会员曾在此立誓，要继承独立战争期间那位将军的衣钵，让中国人成为古巴的下一任合法总统，但终究未能如愿；而在这伟大愿望破灭后留下的所有遗产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那座树立关羽塑像的教堂。
医学生尽力从记忆里拾起碎片，转告店主，古巴的华人们向来崇拜被神灵化了的英雄人物，那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仅存的故乡，能够在孤苦无依的夏夜里分走些许泪水。店主想象着被绑在十字架上受刑的红脸男子，感到同情和伤感在骨头里爬行。医学生沉默半响，突然开了口：“但是，要论神力，瓜达卢佩恐怕比他更强大。”
这话登时把店主从悲戚中解救出来，那立刻转变为了另一种善意的嘲讽。他把脸埋在右手里笑了几声，然后在医学生困惑的目光中抬起头：
“你说得也许对，”他强忍着笑意说，“要我说，瓜达卢佩最精明的地方，就在于她从来只在墨西哥一处显圣。”
“也许她只在墨西哥显圣，”医学生急于向他解释，“其实，她是我们整个大洲的圣母。”
“你不是墨西哥人吗？”
医学生恼火地甩甩双手，这是因为他发现对方根本不像他一样在乎争论的输赢。“老板，别岔开话题，你明知道我是哪里人。”店主啪地收起报纸，把它卷成一根细棍，故作严肃地用它的尖头指了指医学生：“清醒点，只要你在我的店里，就只能是个墨西哥人。”
一种共同利益把他们俩变成了同谋，而医学生显然是其中更加被动的一方；更糟糕的是，他发现此种境况正在一天天加剧，因为他还太过年轻，没有充足的阅历来回报从店主那里获得的知识。就连那台古老的旧电视都比他年纪更高。店主使用三门语言应付客人的时候，他甚至还没能出国去过委内瑞拉；店主如此游刃有余地独自运行着店铺的前台与后台的时候，他连对待自己的学业都感到吃力不已。在星期四的药学教室后排，他向一位同学求助，使她答应把记满了蓝墨水笔记的诊断学课本借给医学生，以感谢他上周末教给她如何用汉字画出自己的名字。他们俩肩并肩走出教学楼，头顶的白色钟楼敲响了十二次，不远处湿润的草坪被三三两两的学生占据了，趁考试未近，正用教科书遮住双眼以享受午睡时光。新闻公示栏前站着现任学生会长，此人有着一头不常见的金发和一副大象般的嗓门，仿佛是过去一百年哈瓦那大学精神的化身，认为大学生最重要的责任在大学之外，校园与其说是校园，不如说是军事意义上的堡垒。会长抱着一摞小册子，向所有从旁经过的学生发放，向他们疾呼关于美国封锁和古巴心脏病人的悲剧，由于医疗设备非人道的短缺，古巴有上千人无法在胸腔里安装有效的起搏器，而在美国进行新一届选举后，状况只会越变越糟。医学生从他手里接过宣传品，看到封面上印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黑白素描画像，画的是他正进行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医学生又索取几份，准备在晚上带到中餐厅里。
“你看，”他的同学冷笑道，“随着指挥官变得老而又老，连他过去禁止对自己崇拜的命令都在逐渐丧失效力。”
大学里处处流传着指挥官的名号，而今年似乎尤其兴盛。早在入学之前，医学生就已经听闻了其中许多彼此矛盾的细节：一个版本说他被美国人逼迫成为了社会主义者，另一个版本说他早在哈瓦那大学的学生会室中就主动皈依了这一宗教。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甚至常常满怀热情地去指认他的遗迹，例如学生会窗边的马蒂石膏雕像，或者图书馆背后配有喷泉的小花园，法律学者们过去常常在此聚会，辩论那些只有他们自己听得懂的话题。一系列故事仿佛层层岩石堆叠起来，逐渐累积成了无法考证的传说，他不由得想起过去一位中学老师那带着埋怨的教诲，此人坚持认为古巴从来没有文学，有的只是谣言。医学生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认为自己和店主的争端应该在立场更为客观的聪明人那里得到解答，于是他开口问道：
“你觉得瓜达卢佩和关羽，何者更加伟大？”
女同学斜眼看着他，显然被他问话中令人费解的愚蠢所冒犯了。“我不信宗教，一丁点也不信，”她不悦地反驳，“如果你再说这种话，就把课本还给我吧。”
于是问题就这样被搁置下了，直到店主离开古巴的那天也没能获得解决。最后一节课下课以后，医学生立刻骑自行车来到了中餐厅，而那时晚饭时间尚且没有结束。店主在后厨忙碌，在上菜时匆匆指给他窗边的空位，那一处角落是店主默许给他的领土，是古巴留在中国的一平方米飞地。他在旅行者不同语言的疲惫交谈声中摊开书本，默记用蓝墨水记下的所有知识：浅部触诊法的定义，强直性脊柱炎的症状，如何通过倾听判断心房和心室的异常搏动，在没有美国进口血液检查仪器可用的时候，大夫们向来用这种古老的方法识别出心脏病人。一整个下午，没有什么来打扰他学习的劲头，除了一位被他的专注和勤奋吸引而靠近搭讪的北美女青年，和后厨时不时传来的富有破坏性的油脂香气。又一个被蚊鸣充斥的夜晚从海上蔓延到陆地，从远方看去，海边酒店大楼发亮的窗户仿佛空中星座之一。医学生放下书本，正巧看到一对貌似不过十六岁的金发男女正在纪念品店挂着玳瑁壳风铃的屋檐下接吻，自以为在商店陆续关门后的黑暗里，谁也不会窥见他们之间的秘密。医学生躲在盆栽植物后满怀兴趣地旁观了一会儿，直到收拾好最后一张餐桌的店主大步走来，粗暴地拉上百叶窗，权当做对年轻恋人们的宽容和警醒。尽管如此，他仍被一种隐秘而自私的想法满足着：除了我，再没有任何一个哈瓦那的大学生拥有这些景象了。
通过不合法的身份游戏，店主教给他繁多的从此将会使他受用一生的知识，多到后来医学生几乎无法意识到那些知识其实来源于他。这种教导不是从一个瓶口倾倒进另一个瓶口，而是从一片土壤渗进另一片土壤。为了答谢教育之恩，医学生开始了中餐厅内的义务劳动生涯。这些时候，他头顶总是戴着一顶出自裁缝之手的红色厨师帽，那是店主翻箱倒柜找出来的，用来防止他茂密的黑色卷发掉进碟子，引发顾客们卫生层面的不安。一切美食都有冗长的姓名：鸡蛋火腿炒饭、菠萝咕咾鸡、配卤肉的蔬菜春卷，还有阿希亚科汤菜，只是其中的鳄梨被替换成了猪油，以彰显独特的外邦情调。他热心学习它们的本名，以便在上菜时代替店主向食客介绍，除了其中那些非母语者难以发出的音节：所有被辣椒、番茄、大蒜或者生姜所精心教养过的鱼。
“鱼，”店主撅着嘴唇对他示范，“想想你嘬吸管时的样子。”
医学生一次也未得其要领。“吾——好吧，重来，——吾。”
他把自己的语言障碍归罪于汉语本身的缺陷：不管怎么说，难道中国人都要嘴里含着吸管长大吗？不过，店主学习大舌音的过程却比他轻松得多。据他本人略带自豪地承认，刚抵达古巴一个月不到，他的舌头就同所有从小使用卡斯蒂利亚语的人们一样灵活了，只不过他首次成功使它颤动起来，是在不大光彩的场合：当他奋力在古巴警察面前说清楚餐厅被装修队抢劫后的惨状时。
“哈，没错，”医学生哧哧地笑起来，“比起‘劫掠’，还是‘毁灭’更戏剧性些。”
从一个充满对生命渴盼的周日早晨开始，作为一种纯粹的情趣和消遣，店主开始教他做菜。他倚靠在炉灶旁充当指导，用语言发号施令，叫医学生用他那双习惯于操持手术刀和针筒的手切菜、搅拌、颠勺。那是一次并不理想的初次尝试；调味不是太咸，就是太淡，用于包裹炸肉的面糊稀薄不均，锅里的热油因不及时的操作而往外四溅，若不是医学生在店主的指导下戴好手套，想必会受了本不必受的伤。他们俩趁空闲无客的时候，在厨房里分着吃掉了那盘色泽发黑的中国菜肴，最后，店主清了清嗓子，作出评价：“只要我身体健康一天，就不会允许你进后厨替我掌勺。”他仿佛打定主意要把医学生塑造成另一个自己，但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其实一次也没产生过这种想法。早在二十年前的童年他就考虑过这一问题，假如世界上有人能够看透自己的所有思想，复制自己的所有行动，精通自己所精通的那片知识之海，那绝非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他只是知道，求知欲和食欲有着相同的构造。
无论如何努力，医学生也未能使店主信服，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像瓜达卢佩一般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力量。他不仅嘲笑圣母的神力，而且也对另一些流行于古巴的思想嗤之以鼻。有一次，当医学生把那些从学生会里找来的宣传册递给他看时，店主心不在焉地回答：“那些书本都把话说得太绝对。”片刻以后，他又加上一句：“说实话，世上从来没有过什么永恒的胜利。”
医学生感到难以置信。“你大概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如果你以照顾老人为生，那么你知道世上最长寿的人活了多少年吗？”
“有一位法国女人活了一百二十三岁。可那是因为她一生也不工作。你为什么这么问？”
“那就对了，”店主转向冒热气的蒸锅，“看来永恒最多只能延续一百二十三年。”
在过去的几个月的相处中，他们俩向来保持着萍水相逢时的和睦与融洽，任何有可能触及原则问题的话端尚在种子阶段，就会被迅速丢进冰柜冷冻起来。不成文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得到维持，一部分是由于医学生模仿和学习的劲头，另一部分则是由于店主早已精通了用行贿解决世上大多数问题的本事：用红币贿赂巡警，用美金贿赂游客，用夹着甜味豆子馅的水蒸包贿赂医学生本人。
但在那一天，就连屡试不爽的蒸制美食也不起作用了。医学生坐在那里，感到一种强烈的怒意，仿佛自己正被侮辱和毁灭，因为对方触动了一个神圣的概念——那就是永恒的胜利。然而，不出一分钟，此种情绪慢慢冷却而变得坚硬；一个计划正在他的心中成型，他几乎听见自己两个心房和两个心室那种得了病似的飞跳。他站起来，用食指指向外面停放的那辆汽车。他指出，其实我们大可以求助于疗养院，这是因为到古巴来的旅游者除非身缠疾病，决不可能忍得住抛下车子，一连几十天只在一座城市里打转欣赏。而请你相信我，这个曾作为内科医生在那里短暂实习的学生，会为你把这件事操办妥当。店主看着他，打量着他那蓬松的卷发和因为学医而时刻保持干净的肉色指甲，忽然坠入到无端恐惧之中；他意识到一旦答应，自己就要被不可挽回地扯进这一切他所刻意远离的事物里面去了。那个陷阱，曾经欺骗过他的曾祖又欺骗过他本人的，正毫不掩盖地埋藏在对方的眼睛里。店主盯着他看，直瞪得他心里发毛，最后医学生听到他回复：“去吧，就当是补偿你第一次来这儿时欠下的贿金。”
困扰店主近三个月的汽车问题是在一个星期后得到解决的，而在那之前，医学生向店主充分展示了他从他那里学习的成果。他开始主动参与到餐厅的运营之中，帮助他操办采购事务，而这一切都是在放学后的有限时间里。在一个罕见的下小雨并刮西风的日子，一男一女两个客户仿佛亡命般逃入他们的中餐厅，使正在柜台前整理账目的店主也不免惊讶地抬起头来，满心以为是电影中的情节被错置在了现实里。那是一对住在西班牙的夫妇，刚刚新婚不久，在古巴旅行时租来汽车，却由于男方突发的腕部骨折而丢在了大街上。显然，他们本以为无处不在的巡警将会把它送归国有车行。店主接受着夫妻二人真挚的道歉，看着他们在修车工的帮助下重新发动老爷车的引擎，躲避行人，把他的心患从橱窗前面徐徐挪走，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几乎不习惯没有它遮挡的街景了。出于礼貌的好奇心，店主随口问道：“您怎么会在旅行时骨折呢？”
“哦，这都要怪罪雨水，”妻子皱起她那生动的眉头，“若天气晴朗，他就不会在美术馆台阶上摔个狗吃屎了。”
为了感谢店主的宽和，也为了感谢医学生的提醒，夫妻俩在中餐厅享用了晚饭，而且以他们那种半岛人一家之主般的豪迈气概为两人也分别点了餐食。医学生立刻接纳了他们的邀请，这是一种讨人喜欢的莽撞无礼，店主本想拒绝，但最终还是与最后一碟青椒炒饭一同来到餐桌上，只是为了避免可以预见的浪费。经营餐厅的多年以来，那些从欧洲人和美国人盘中倾倒而下的剩菜一直使他肺部隐隐作痛。妻子长得宛如一只金松鼠，而多言多语的强势个性则更助长了这一印象：红润的两颊稍稍鼓起，耳边笼罩着如同稻草般纤细坚硬的发梢。在这场临时晚宴中，她没有一刻停止地调侃配偶，笑话他如此热爱艺术，却对艺术的残酷没有丝毫警惕。晚上九点以后，雨势逐渐转大，医学生从水晶展示柜里取出的一瓶甘蔗酒则让餐厅里变得炎热起来。店主仍然旁敲侧击地想要破除自己的疑虑：他们是否曾在疗养院里短暂生活，又是否有染上某种致命病菌的风险。医学生想要用科学知识阻止他，但那个机会被客人夺走了。“不，不，”妻子笑着回答，“他只在那里进行过最初的诊断。如果我们真的在疗养院住得久些，恐怕连科尔多瓦的家也不愿回了。”
另一边，她的丈夫仿佛正处于另一个时空似的。他坐在自己的位置，面上带着浑然天成的笑意，只有当妻子边抱怨边帮助他进食，把油炸茄子切成可以用勺子送进嘴里的碎片、把胡萝卜牛肉汤倒在玻璃高脚杯里时，才会开口向她表达谢意。更多时候，他沉默不语，即使是在她把他当作所有玩笑话的主人公时，令旁观者担心他是否还在被伤口暗中折磨。后来，当最终被烈酒之神所俘获时，丈夫忽然伸出完整健康的手，紧紧握住妻子戴有戒指的那一只，开始结结巴巴地重复他在婚礼上的那些承诺：我会对你忠诚，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我希望那是真实的永远，”医学生一边在水龙头下清洗陶瓷碗盘，一边愉快地回忆道。
“没有哪种永远是真实的，”在他旁边负责擦净餐具的店主冷笑着回答他，“等到他们结婚的第七年，两人就会同时把诺言忘到脑后去了。”
店主对世人称颂的那种爱情始终态度冷淡，这是父亲与母亲之间艰辛的夫妻生活留给他的恶劣教训，如果说这种教训甚至提供了某种指导性的方法论的话，那就是任何人都不应当与自己的同事结成婚姻。在白天里，专业知识把一个人映衬得仿若有无限光彩，人们被彼此的职业和地位迷得神魂颠倒，从未怀疑过那就是最好的选择；可是，等到激情的潮水初退以后，残酷的真相才刚开始有所显露，并愈演愈烈。他们慢慢而不可避免地察觉，被自己亲手揽进生活的并非一个精明能干的会计或是一个善于交际的售货员，而是晨间未冲净的马桶、总是散乱一地的鞋袜、令人恐惧的奢靡习惯；更糟糕的则是利益与爱恋将彼此交缠，两个人颇费心机，好不容易把其中一笔账算清，转头就又掉进另一团乱麻之中。这样的爱只能在疲惫中迎来尾声，事后参与者仔细回想，与热恋最相似的部分居然是那些由如假包换的仇恨所驱动的暴力冲突。而自从他在背后看着医学生半跪在地把餐具一个个收进矮柜、仔细摞好的那一刻起，店主也开始不由自主地重新审视这一偏见：或许共事者也算不上那么不堪的关系。
店主不再在乎他们之间的权力差异，事实上，打从一开始他就仅仅把他们之间关于国籍的秘密当作玩笑，可以在恰当的时候掏出来，压一压年轻人过于旺盛的风头。他能够使唤医学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医学生放任他使唤。这是一场平等交易：一方呼吸了新鲜空气，另一方在真空中重新找到了重力。在有些时候，事情还要颠倒，店主成为了古巴人，而医学生倒好像反过来变成了中国人。
曾有一次，医学生问道，假如他没有结婚，那么谁会成为餐厅的下一任主持者。这话是发自真心的，因为在一位常客看来，这里的任何零件若被遗弃，都将造成重大且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些精心设计过的装饰性杂物，那些浸透了岁月痕迹的桌椅板凳，那些充当着餐厅灵魂的泡菜坛子，那台独一无二的苏联老电视机，连它的天线都有着浪漫而不可复制的弯折。对于橱窗边上排成一整排的小盆植物，他更是依恋至极，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偏袒自己投入了心力，而不是从中收获心力的东西。他活生生地证明，爱会自己阐明自己。他用塑料盆收集雨水洗净薄荷的叶片，用侍弄珍贵盆栽的方式侍弄小葱和豌豆苗，乃至于当店主需要剪下一截用来炒面时，都会尽可能避开他的视线。店主承认出于对生命随时中断的恐惧，他曾经考虑过这一问题，但很快就再也不考虑了，因为他那比他更加熟悉西班牙语也更加热爱烹饪的姑母总会想办法为这件她祖父的遗产找到归宿的。这时，他们一同望向柜台上的黑白中国男人照片，心中所想的却截然不同：医学生思考餐厅的未来，店主却思考它的过往。
不可否认，他们俩都从未有幸见过餐厅诞生时的模样。它从一九四一年起首次挂起招牌，开始招待那些曾经作为奴隶贩卖到古巴的华人，以免他们只能靠港口上贩卖的死面饼子配水煮内脏糊口。这位奴工出身的厨师深谙出卖劳力者的口味，自打开业以来就用重油重盐的炒菜让客人们大快朵颐，而即使是在生意最好的时候，店里也只摆放过五张桌子。他以蚂蚁的惊人耐心积累财富，生活却从未因此而改善，与此同时，所有收入都被换成金首饰和巴蒂斯塔时代的大额钞票，在枕头和墙缝里小心保存，直到还乡时也没有取出过一回。他的妻子到死都念叨着那些她无福消受的钱财：在半地窖的两块墙砖之间，被二十年的雨水彻底浸泡成淤泥，她们最终还是用盛饭的家伙一勺一勺挖出来的。后来，餐厅被创始人托付给远房亲属，因为他余下的寿命都花费在中国打探一位古巴女士的下落，在亲属去世以后，又流转到亲属的亲属手里。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中餐厅的外貌早已面目全非，就连那五张桌子都已经被买卖过七回，唯独大厅里悬挂的那张写有“食”字的粗劣书法代代相传，甚至未曾挪动过一寸，只是如今找到华人区的专业人士进行装裱，用玻璃罩起来作为保护而已。
“他为何要找那位古巴女士？不，我首先想知道，他最终找到了吗？”
“没人知道原委，到了最后，儿女们全都在劝他停手。而他成功了，在去世前的那一年，”店主说，“否则，我们或许就能够得知原委了。”
是的，餐厅无时无刻不在改变，无论它经营得顺利或不善，也无论继承者有着怎样或高雅或世俗的艺术品位，它熬过了革命中最艰难的时日，熬过了九十年代的衰落与紧缩，甚至熬过了那些犹如糖蜜般繁荣的黄金年代，谁也不能质疑它将再经受住一次又一次来自上天的考验，从一切灾难中神圣地幸存下来，它是一艘具象化了的忒修斯之船。店主时不时地为医学生所体现出的迅速发展的才能而诧异，乃至于偶尔，他觉得他比他更适宜于商业的艺术。
他没有对医学生表露这种心意，只有那么一次，是在他受他邀请，一同骑车去古巴公民聚居的街区过一个节日后的星期四上午时。在那里，店主暂时卸下职责，安心成为了一名平凡的旅游者。他们在收土比索的本地三明治店买了早午饭，由医学生用他的大学补助金请客，肩并肩坐在一面绘有涂鸦的橄榄色墙壁下进食，此时正值上学的时刻，穿蓝色和红色制服的小学生们从街边你追我赶地成群跑过。店主被嗡嗡作响的阳光暴晒着，恍惚之间，仿佛在那些孩子中间看到了自己的面容，他为一阵雷击般的感动而浑身战栗，不自觉地悄声吐露：
“假如你真是个墨西哥人，事情就会便利许多了。”
话一出口，他就倍感后悔。但医学生只是奇怪地斜眼看向店主掩藏在光线中的神情，然后微笑着谢绝了：“即使我是个墨西哥人，也不会为一家老饭馆而白白浪费医学学位的。”
然而，他们所共同经营的那几个月却无疑是古巴中餐发展史中格外辉煌的一笔。在月中的时候，店主还没有从逐步增多的客流中醒悟过来，可等到月末结算时，账簿上的数字让他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惊。在他看来，医学生的实际贡献并不能使营业额突然增长一半，这不仅与其他月份不相匹配，甚至与往年旅游旺季的成绩相比也高出一筹，但在反复验算也未曾屈服的成果面前，店主只好把这归功于其他超自然的因素：某种风水抑或是福气。
那一年里还有另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就是美国总统的到访。一个星期以来，街道都处于隐性的戒严中，与其说是为了规避风险，不如说是在试图驱除美国人灵魂中对热带的恐惧。早晨，店主像往常一样开门营业，然而是在得到提前通知之后，因此顾客注定不会多得令他忙不过来。来人稀疏的街上始终飘来一阵接一阵的汽车鸣笛声。在午饭前的最后一刻，一大群带摄像机的人忽然蜂拥而入，占领了中餐厅狭小的厅堂，几个记者被迫坐在餐桌上，店主差一点就要为他们不经同意的失礼而发火，但随后在人们勉力保留的空地中，一高一矮、穿白色衬衫的两个黑人漫步走入，令人头晕目眩的闪光灯齐声亮起，记录下他们四下观察的模样。店主好不容易从混乱中捕捉到两人依靠翻译传播的对话声：“您看，古巴多样性的又一个好例子。”不到一分钟后，所有人如训练有素的军队般撤离了，留下的全部痕迹只有五张餐桌位置的偏离。
“我查过了所有报纸，”医学生后来不无遗憾地向他报告，“但没有一张照片是在餐厅里拍摄的，如果换作是我，一定要把他留下来吃一顿正宗的红烧猪肉。”
佩德罗也曾经几次现身在店里，有时还带来他的妻子、儿子和新儿媳；在这些时候，执勤和探望朋友的界限显得模糊不清了。在一个星期六，他踏进店里，扯着大嗓门与后厨工作的店主打招呼，迎面撞见正手持拖把清理玄关的医学生。医学生被吓了一跳，然而随即安下心来，他知道总有人愿意为他支付赎金；而佩德罗绕过他，向着后厨继续喊话：“你雇了这个墨西哥男孩吗？”
“是，”炒菜声中传来店主的回答，“他得靠自己赚来学费。”
佩德罗喝下一大杯店里免费提供的冰水，在即将离开时拍拍医学生的肩膀。“祝福我吧，小伙子，”他挤眉弄眼地说，“我的儿媳最近怀孕了。”
在似乎永无止境的缓慢雨季中，唯一重要的新闻是关于菲德尔的。每一份送到店主门槛上的硬纸壳报纸都在竭力美化地讲述这一切不尽人意的医学程序，就好像那不是他一个人的健康问题，而是整座哈瓦那城的健康问题似的。店主和医学生都感到一种紧张氛围正在街道间扩散，它在店铺的门与门之间传染，在旧城与新城的边际向东西两侧蔓延，那些从十八世纪留存至今、曾从英国人炮火中保护了众多市民的殖民时期城堡，如今都仿佛暴露在世界初创时的灾难中。唯一从中幸存下来的是古巴人们，因为他们天生就明白如何用哀伤以外的方式表达哀伤。店主想起自己的祖母，在她即将脱离疾病的苦海前几天，也曾经趁他的父母远离病床时轻声询问孙子：你看，奶奶是不是要死了。他从来不相信儿童在预测寿命时有远胜于成年人的灵敏，却不得不由此得知，人之将死时，总是会不受控制地向外释放信号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出生在地主家庭，作为律师被培养成人，他早年的足迹将波哥大、加拉加斯和圣多明各织成一张革命之网，并在帝国和帝国的夹缝里摘取了胜利的果实。在其无法战胜也无法驳倒的漫长生命中，他是囚犯也是总统，是圣徒也是奸口淫者，是艺术家也是体育家，是强盗的代表也是奴隶的领袖，在活生生承受了如此之多的爱与恨之后，卡斯特罗指挥官终于在二十一世纪曙光中一个星期五的夜里终结了所有关于他的议论。
店主从第二天凌晨开始就意识到事情有异，但只有在医学生走入餐厅、带来讣告时才确认了他的死亡。那是古巴的一个黯然而动荡的日子，消息的闭塞延缓了危机的传导，他只能听见加勒比海上尤为沉重的波涛。医学生径直走到玻璃橱窗前，说：“他死了。”又走到铺着红白格子桌布的餐桌旁，说：“他死了。”他漫步到厨房里头，在冰柜和一尘不染的灶台中间，在所有冷的和热的食物的气味里，大声喊道：“他死了，我们的指挥官死了！”他就这样消沉了一整晚，在窗边的餐桌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早晨在店主的床铺里苏醒。他睁开眼睛，感到头昏脑胀，发现自己正蜷缩在与殖民时期老式建筑相配的那种窄小床铺中。店铺的二楼展示着店主的整个私人生活：平坦的木地板和乳白色的墙壁，房间的一角堆放杂货，一台制氧机器摆在床头，门边竖着应急用的金属消防梯，由于这种不同于古巴人的俭朴，从头顶射入的那一道热带阳光仿佛也成为了家具之一。医学生躺在那里，逐渐感到羞愧难当，几乎想要跳出窗子顺着邻居的阳台逃跑，而店主及时推门而入，和用黑香肠和鸡蛋做成的早饭一起阻止了他。医学生畏畏缩缩地跟着他走下楼去，打算找到借口趁早溜走，但仅在第一口热滚滚的白米粥咽下肚之后，饥饿的肠胃就把他钉在座位上了。饱食的欲望战胜了一切礼节。他吃得没有空闲呼吸，不仅要求店主为他添了两次稀饭，还最终忍不住问出了那个他本想永远回避的问题：
“你昨天晚上睡在哪里？”
他貌似满不在乎地观察着店主，而后者只是面无表情地啜饮咖啡，擦拭餐桌，把尘封已久的“因公事暂停营业”木牌从柜台下面取出，再次挂到门口，上一次使用它还是在两年之前，那时为了两国友谊，中国记者正争相进入他的餐厅进行采访。他没有取报纸，拖着高大的身子在医学生对面坐下，询问：你吃饱了吗？你还想再去楼上休息一会吗？直到医学生泄了气似地垂下头去，他才自言自语般给出答案：不得不说，你夜里睡姿太不老实了。
他问他是否会出门瞻仰骨灰，按理说，所有在哈瓦那居住的学生和其他居民都会出席，外国人更是即将大批涌入，其中的一些来哀悼英雄之死，另外的一些则是来哀悼与死者相联系的他们自己的青春年岁。店主说，他觉得自己有幸目睹了一只海龟咽气；除此之外，令他好奇的就只有死者所患的究竟是何种恶疾了。医学生企图争辩，恐怕到了去世的那一刻指挥官依然保持健康，但在一只鹪鹩降落在窗外啄食石板地砖之间食物碎屑的空当间，他也改变了主意。他叹气道：是的……或许死亡本身是一种未能得到治疗的疾病。
医学生开始真正思考永生，而那正是店主在过去八年里不间断地思考却至今未能得出答案的。他想，如果人果真能够避免死亡，世界大概会变得拥挤而陈腐，看似青春的男人和女人们一旦开口交流，都会被老人身上的臭气所掩盖。店主提醒他，其实人另有一种永生的方式，那就是医学生所鄙弃的那一种：哀悼和供奉。在这一方面，他比他更具备实用主义的豁达：人们之所以供奉神像，只不过是因为要悼念的人太多，难以记住罢了。
无论如何，对于菲德尔的种种偶像崇拜活动都使医学生鄙夷。他坚持把此种举止视为亵渎。一个星期六下午，在店主忙于给鱿鱼开膛破肚的时候，百货商店的三轮摩托车停在餐厅门口。医学生帮忙卸下货物：一床薄被褥、三口袋小麦粉、用绿色塑料桶装着的麻油，一双烹饪手套紧紧卷成一卷，他们本想为窗口繁育的薄荷添置新的肥料，但那时物资供应太过紧张。所有货物中，只有一件扁而硕大的商品被黑色防水布和塑料细绳包裹着，连司机也无法说清里面的内容。等到最后一名食客离开店门，店主才来到它旁边，用厨剪拆开包装，把昏昏欲睡的医学生喊起来协助他搬起那东西。直到这时，医学生才发现那原来是一幅菲德尔·卡斯特罗装裱好的彩色照片。他拒绝为此提供劳力。“天呐，这简直是侮辱，”他愤愤不平地抱怨，“你竟然想悬挂他的肖像，只是为了搭配这间餐厅的装饰风格。”
店主没有给出解释，但仅在第二天，医学生就隔着玻璃窗看见那幅人像出现在大堂里，正对着门口，革命家倾斜的目光自上而下扫向所有与他对视之人。他没有走进去，而且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都没有走进去，令他越发不满的是，每次经过都让他发现食客正在逐渐增多。医学生改变了路径，在正对面的纪念品店里逗留闲逛，一边与看店的白人妇女谈天说地，一边监视着中餐厅的发展，直到星期六时，女人用晾衣杆把他从干花束和邮票集柜台旁边驱赶起来，医学生手中抱着课本，为自己妨碍了她补货而惭愧地道歉，而这位在爱情方面有着深刻智慧的古巴女性则反过来质问他：
“你最近怎么不到他的餐厅里去呢？”
医学生想要回答，但受限于自尊心而终究未能开口。女人把旅游明信片在金属展示架上按图样一一摆好，转过身去，在植物掩映的窗户后看见正对她微笑的逝者肖像，羡慕而不失优雅地长出一口气：“多么好看，如果我的店里也摆得下一幅就好了。”
于是在那天晚上，医学生又出现在中餐厅门口了，与他们初次见面那回唯一的不同在于天气：没有下雨。由于客人太多，店里直忙到晚上八点，为的是把两桌热衷于谈论政治的中亚旅客喂饱，他们不断地要求添菜，吃光一盘鱼肉煎饺就嚷嚷着再端上一盘。医学生毫无障碍地滑入狂欢之中，开始扮演他过去几个月中一贯扮演的角色，那就是戴上红色厨师帽，成为厨房与前厅之间雀跃的服务者。对于餐厅里前所未有、让店主也疲于应付的喧闹和繁忙，他欢欣鼓舞，因为那恰巧证明了这栋屋子已经再也无法失去他。到了深夜，最后一袋厨余垃圾也被送出门外后，他们才终于有时间面对面坐下来，中间隔着菲德尔·卡斯特罗留有茂密胡须的青年面庞；医学生这才发现，离近了看，原来人们早在三十岁时就成为了自己去世时的样子，尽管旁人总要到九十岁才有所察觉。
“尽情爱他吧，”店主最后说，“别让他太过孤独了。”
死亡的余波并非凭空消失，而是逐渐稀释，但总而言之，在进入十二月时已经显示出淡去的迹象。已到了店主即将踏上每半年一次的返程时。他又开始如往年一样同母亲一遍遍通话：没错，我很健康，过去的半年里连一次病也没有犯过，而且拜一位英雄人物所赐，生意也算得上兴隆。他不厌其烦地试图巩固她的印象，关于古巴的气候多么宜人，生活多么闲适，居民多么柔顺可亲，生怕引发了她对远方至亲的一丁点儿担忧之情。这其实是一种无用功；因为她是全天下第一个发现他存在的人，也只有她曾经不需越过言语之墙就能感知到他的所有请求，她深知只有一样东西能给予儿子生活的希望，那就是无法丢弃也无从转移的责任。在通话的结尾，她听到他作为告别的不是“保重身体”，而是“新年快乐”，就知道自己不必再为他而忧愁了。夜间，店主常常做梦，在幻觉里看到那位不擅长书法的餐厅创始人从椅子上站起，向他走来，奉劝他用一杯甘蔗甜酒为旅行作结。
“您真是害惨了我，”他在大梦初醒后的混沌中嘟囔道。
医学生最后一次到访的时候，差一点被店主收拾好的行李所绊倒。那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尺寸的旅行箱和一只塑料口袋，但医学生看着它们，忽然第一次感受到了那种仅在小说里有所描写的情怀：伤感。店主正在后厨里忙活：收拾这个，收拾那个，把一切都按照他那种富有规章制度的方式放置起来。他处理掉了剩余的所有食材，除了鸡爪，因为他准备在临走前吃上最后一顿，作为给自己的饯行仪式。过去八年，年年如此。这是一种手艺人的诊断：哪一天吃腻了自己做的饭菜，哪一天就该是退休的日子，往后延长的所有劳动生活都只是狗尾续貂而已。
“你明天离开吗？”医学生问道。
“是的，”店主回答，“坐古巴航空。”
“我听说那是最危险、最野蛮的航空公司，只要机长愿意，他们甚至会顺风起飞。”
“是，”店主说，“那正是我选择他们的缘故。”
医学生怅然若失地坐在空荡荡的桌面前。“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因为忙着解剖考试，我本希望能在你这儿填填肚子呢。”
“除了鸡的爪子，店里什么材料也没有，”店主提醒道。
“那就给我烹饪鸡的爪子吧，”他回答。
店主没有再继续劝告下去；在某种灵光乍现中，他终于模糊地意识到，世上的疾病总是如阵雨般无可回避也无法制止的。幸运的是煤气仍在供应，冰柜仍未断电，灶台边上散乱着他常用的刀具和调料瓶，他还没来得及把它们一一收进橱柜、留待来年。窄小而过度装饰的店铺里只剩下后厨还孤零零地亮着灯光。他把加了姜和茴香的水烧沸，在一只大玻璃碗中调制酱料，醋、切片的柠檬、色泽发黄的砂糖，在古巴无法买到的料酒被店主自己酿制的醪糟取代了。最后的鸡爪被装在半透明塑料盒中，指头业已被切成两段，随时可以下锅。医学生坐在店主平日择菜用的木头矮凳上，从背后看着店主把炉火开至最大、开始烹煮，他听到自己的心跳随着火焰窜高而骤然加快，在昏暗的室内，那种燃烧天然气而形成的蓝色明火把他的脸颊也烧热了。肉类香气在双方的沉默中扩散开来。菜肴被装在绘有龙凤形象的白色瓷盘中，没有用柑橘类水果和香菜碎加以点缀，多年以来，店主都尽力压抑着自己的乡土之心，把一道主菜打扮得仿佛餐后甜点。
“过来吧，”他招呼道，“这是你的选择。”
医学生一开始到处摸索餐叉，但最终还是在塞满整个不锈钢盆的杂乱餐具中捞出了一双他从未真正熟练使用过的竹制筷子。在店主的注视下，他犹豫片刻，挑选了一根裹着脆骨头的肉皮塞进嘴里。店主看着他一边默默咀嚼，一边垂下头去，仿佛正在为自己的屈从寻找说辞；几乎半分钟后，他才再次仰起头来，鸡爪的碎片随着唾液一同沿着他的喉管被吞咽进了肚子。
“对，”医学生终于如释重负地评价，“这确实难吃死了。”
店主转头的时候，医学生亲吻了他的嘴唇。他个头更矮，必须用右手撑住灶台才能完成这一动作，当发现店主无意抵抗后，他向前一跃，用双臂环抱住对方的脑袋，以便更好地品尝他牙齿间的草药气味：薄荷、石斛、金银花。只有一件事他理解有误，那就是店主并非被他表现出的热情惊吓而慌乱挣扎，而是急于在被彻底困住之前拧紧燃气阀门，以免火灾打搅了哈瓦那居民们明天的哀思。他早就料到，一切在一百五十七天前那个下雨的日子就埋下了伏笔。然后，店主腾出手，在对方穿牛仔裤的屁口股上拍了一巴掌，“到床口上去。别想着弄脏我的厨房。”
没有人比店主更懂得这一道理：天底下谁也躲不过疾病，所有的健康都仅仅是顺势而为。第九年，当他开门营业时，天气又像往年那样晴好，被晒干的石头路面延伸到太阳之下，仿佛一条燃烧的溪流。北半球的冬天刚刚过去，而旅游业的淡季紧随其后。如果说这是一种好事，那就在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在电视剧集上了。
“在我小时候，常常期盼着打雷下雨，”他对医学生说，“只有那时，我才能逼着我的父母睡在同一张床上。”
医学生正在把自己裹在被子里阅读小说，听到这话，不由得大笑起来：“您看，这就是您没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店主想要下楼开始备餐，但医学生拉着他的胳膊，要求他延长自己过于短暂的睡眠时间。他用褐色的纤长食指，在他光///裸的腹部随意描画：这儿是胃，这儿是肝脏，而这是你的肾，内脏是最无私的一种物质，如果没有你的允许，它们甚至不会自己维护自己。那只手继续往下，深入常年不见光的丛林之中，在那里，健康又有另一种诠释之道。在店主面前，他的医术显得那样稚嫩单调，不能与店主从个人患病史中习得的那些同日而语，事实上，他曾花费许多夜晚身体力行地教会了他，凡是最好的，必定从亲身实践中得来。
他们从未以永恒许诺彼此，因为永恒本身也遵循某种特别的双轨制度，它总是在老人那里紧缩，在年轻人那里膨胀。店主说：我不愿意做不公正的交易。于是，账本里那栏没有名字的数字不断地延长下去，若无意外，它将会一直存在下去——那时，又一个新的雨季就要开始了。
在一个难得清闲的傍晚，医学生曾经从他的肩膀上看到过那一串数字，于是在整整一年之后，他才得知了这份记录的存在。他觉得此事幽默至极，趴在桌上笑得无法自拔，为自己竟然从未对店主在情感上的吝啬有所体察而哭笑不得。他问：
“你还要继续记录下去吗？”
“是的，还要记录下去。就算不在纸上，也会在心里。”
“记录到何时才罢休？”
“直到你也拥有这样一本账簿时。”
“是吗？”医学生在大笑的余韵里合上了他的绿色笔记本，“看来，我们不会有那样一天了。”
店主说，那一天迟早会到来，只是医学生尚且年轻，还不曾看到它的影子。到那时，他已在雨水中度过了属于他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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